内容简介: 序 陈桥驿 谭曙方先生在他的大作《时代的肖像——地图背后的故事》①第九章 中专立了一个“陈桥驿先生五次到山西”的标题。我记得初次到太原大概 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是为了主持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 国际学术讨论会才有这次太原之行的。因为当时我担任了这个专业委员 会的主任,按规定每两年要主持这样一次例会。由于70年代后期,由“以 阶级斗争为纲”转变为改革开放,学术界的国内、国际往还交流,应运渐 趋,活跃开来。我从80年代起就不断接待来访的国际学者,并频频出国讲 学,结识了不少国际学者,所以有条件在这类“国际学术讨论会”中邀请到 几位外国学者。 但是要请到几位国际学者与会,我必须首先选择一个会址,条件是这 个地方必须是个名城大邑,附近有值得观光的名胜古迹,其次是必须获得 当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。当年之所以首选太原,其中又另有一番缘由。 历史地理学会议是件小事,但另外有一件大事,就是中国长期以来修 纂地方志的优秀传统,由于前有连绵不断的战乱而中断,继有各种“运动” 冲击而遭封杀。是改革开放让这种传统得到恢复,1980年起,全国各市县 纷纷开始修志。而问题是,各地有修志经历或懂得志书的老一代文化人, ①作家出版社,2012年。 已在前代的战乱和历次“运动”中伤戮殆尽,后一代文化人多不知道方志 是何物。尽管中国社科院为此设置了一个“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”的专门 机构,各省市也建立了“地方志办公室”,但主持这些机构的成员,多半都 是年纪较轻的后起干部,也缺乏领导这些机构的经验和修志的知识。因 而各地的修志,有的是不成体例,有的则是无从下手。所以记得是1983 年,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,推出了当时已经出版的陕西渭南、浙江萧山、江 西玉山的三部志书,并从全国遴选了九位当时认为对修志稍有心得的文 化人和相关专家到北京参加评议。我是有幸参会的九人之一,并在那次 会上结识了山西派来的刘海清先生。刘先生曾经是解放军的随军记者, 见识面广,而且为人坦率、语言爽直。特别是山西省的修志比其他各省早 走了一步,所以在这方面,经验显然比他省丰富,他在会上的发言,比其余 各位确实高明,大家都很受启发。我在会上曾称他“老马识途”,而他竟以 “学富五车”还敬。为此,九位之中,我们二人“臭味相投”而相当莫逆。记得 当时的会议在京西郊外的一个宾馆举行,刘先生和我常在外面山坡上促 膝谈心,因而也就成了熟友。所以,这次会议我就有了请他支持在太原举 行的设想。 此外,在太原举行这次会议,还有我自己的一点私事。当时,我正在搜 罗《水经注》的佚文,早就发现《方舆纪要》卷四○,太原府、太原县、台骀泽 下,引《注》文:“晋祠南有难老、善利二泉……”共四十四字,而《古文尚书 考证》卷六下第九○也说:“晋祠之泉,郦注已详。”我知道晋祠距太原市区 甚近,所以也想借此在我的治郦工作中得点收益。 刘先生的确大力支持了我在太原举行这次会议的要求,为我布置了 讲究的会场。不过列次会议都不见他到场,主要当然是他的工作很忙,此 外也可能是对于历史地理学讨论的课题,他根本没有兴趣。但晋祠之行, 记得是他抽时间单独陪我去的,让我目睹,此二泉早已干涸了。 这次在太原举行的会议开得很成功,与会代表还游览了五台山胜景, 大家都很满意。但我感到最有收获的是结识了好几位山西的著名学者, 而现在此书的著者靳、谢二位,大概也是当时识荆的。谭曙方先生记叙我 “五次到山西”,后来,我的一位香港朋友为我编印了一本《八十华诞照相 集》①(2003年问世),其中有一幅“1999年参加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的历 史地图学术讨论会”的照片。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入晋。至此,我在太原 已经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,从通讯和他们的著作中,让我增长了许多知 识,确实获益良深,是我此生中的重要机遇。 今年深秋,靳生禾、石凌虚二位先生,不远千里惠临舍下,实在让我不 胜荣幸。靳先生是我长期结识和景仰的太原人士;石先生虽然初遇,但也 一见如故。他们转达了李广洁先生的问候,颇引起我对晋中旧友的眷念。 广洁先生现已任山西人民出版社社长,这也是当年他两度为拙著承担责 编时我所预料的。右先生现在是他的副手。该社业务的蒸蒸日上、声名远 扬,是可以举目以待的。 二位先生的驾临,特别是老友靳生禾先生带来了他和谢鸿喜先生合 作的《山西古战场野外考察与研究》巨作稿本,确实使我一见倾心,精神气 爽。我个人研究的课题虽然不少,但我明白,在各种课题的研究中,古战 场的研究,不仅是体力上的消耗,承担不易;而精神上的刺激,尤能令人神 伤。唐李华在其《吊古战场文》中所谓“黯兮惨悴,风悲日曛。蓬断草枯,凛 若霜晨。乌飞不下,兽铤亡群”②。在他笔下,古战场是何等凄凉的情景。而 二位的研究,要在晋中八百余次历史兵燹中的二百八十余处古战场上考 察,不仅攀涉冒险,而且纠正了不少古人研究的错误。古战场到处都有, 但如拙作《郦道元评传》③中提及的“今山西省一带是古代许多少数民族 角逐之地”,战争频繁而战场罗列。所以二位的这种研究,在体力和精神 上都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。我与二位交往已久,素知二位在山西都是有 身份、有声名的学者,而却不辞耄耋,毅然从事这样一种艰苦的科学研 究。或许会有人说:“何苦呢!”我往年曾经即兴写过《论学术腐败》和《学问 与学风》两篇拙作。前者,确是当时学术界一件丑闻,一位身为教授的人 物,而竟抄录他书以为己作。学术界揭露了这种“腐败”,而此人自己却仍 恬不知耻。后者,我在拙文中提及:“当前的潮流,人们对做学问这个行业, ①印数不少,但未公开发行。 ②《古文观止》下册,长城出版社,1999年。 ③南京大学出版社,1994年。 既缺乏兴趣,也不受重视。”后来我又为邱志荣先生所著《绍兴的风景园林 与水》①作序:“当前的社会潮流是,写书的人很多,做学问的人却极少。这 中间有许多原因,我不必议论,也不便议论。”其实,我所说的“不必”与“不 便”,是为了让此书作者、我的好友邱先生免受不必要的干扰。而像我这样 一个不愿再受干扰的老朽,在自己著作卷首的序中已经和盘托出:“原来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,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‘读书有罪,读书人有罪’的 时代。”⑦学术腐败和对做学问这个行业缺乏兴趣,其实都可说是时代的 后遗症。 此书的两位作者都是著名的文化人,在对做学问这种行业缺乏兴趣 的潮流中,他们却毕生坚定地做学问,这对不少喜爱做学问而又裹足不前 的文化人是一种有力的鼓励和鞭策。靳、谢二位这种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 勇气和持恒精神,确实是值得崇敬的。 言归正传,回到靳、谢二位坚持做学问的事。二位做的研究,是一个历 史地理学的难题。他们不辞辛劳,甘冒风险而毕生从事于山西省古战场野 外考察与研究。联系到我自己,我在1980年以后也做过与靳、谢二位相似 的研究,但是远不能与二位那样跋山涉水、精查细考相比。我是在读《水经 注》过程中,依靠郦道元的记叙,坐在室内拼凑成一篇《水经注军事年表》 和为这份《年表》所写的较长序言。③郦注成书于公元6世纪,故书内所记 的战争,始于公元前约27世纪而终于梁武帝天监四年(505)。我为了让可 信度较大而不记早期,仅从秦庄公元年到梁武帝天监四年,在这一千三百 余年之中,郦注记叙的战争共达三百四十一年。在《年表》中,没有战争的 安定年代只有六次,其中从汉昭帝元凤五年到汉成帝鸿嘉二年,是当时最 长的安定时代,也不过五十八年。郦氏记叙中,有多次杀戮逾万、血流成河 的战争,战场就在山西省境内。如二位详叙的秦、赵之间的长平之战,郦氏 在《清水注》和《沁水注》中都有记入。我的工作多半是书籍资料的考证,而 ①学林出版社,2008年。 ②《水经注校证》卷首序言,中华书局,2007年。 ③《水经注军事年表》、《(水经注军事年表)序》,收入《郦学新论一水经注研究之 三》,山西人民出版社,1992年。 且当时在公元6世纪以前,与靳、谢的皇皇巨构实在无法相比,但从研究 课题来说都是以古代战争和战场的历史地理为研究对象。我感到有关这 方面的历史地理研究主要是成就卓著的两位山西专家的研究,除了对山 西这个地区完成了一个艰难而完美的课题、对历史地理学在学术上作出 重大的贡献以外,还有一种值得称赞的功绩,是他们的研究成果,为有关 这方面的另外一种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奠立了具体的基础。 我在这里提出的“另外一种研究”,是对人类和平的研究。按科学属性 与靳、谢二位的研究并不相同,它绝非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。但如上所 述,二位的研究为这种更为重要的研究提供了启发,也在一定程度上奠立 了基础。我在拙著《水经注军事年表》序中最后指出:“从人类的前途来说, 战争总有一天要全面停止,永久的和平必然会出现。尽管现在说这句话, 看来为时还早,但人类社会的这种远景是不容怀疑的。”我写此文在文末 所署的时间是“一九八八年六月”,距今已有二十多年。现在,或许是我年 事稍长、阅历稍增,所以对“看来为时还早”这句话,现在已经有了一种新 的体会和说这句话时的不同希望。 我行年九旬,一生中的许多时间是在战争恐怖中度过的。我在四五岁 的幼儿时代就接触到了战争的恐怖。因为我们是大家庭,男人们白天都不 在家,家里的女人们在一个隐蔽的阁楼上自己动手设置了一处避难所。爬 上木梯,随即又拉上木梯,掩上阁门,可以容得了全家二十多位女眷、孩子 和女佣。我们曾经为此演习过几次,大家心里都很紧张。为什么?因为是 “南兵”和“北兵”的战争。后来才知道,令人恐惧的“北兵”,指的是孙传芳 的部队。以后又来了八年抗战。一个初中生,由于敌机的轰炸而随着学校 到他乡异县辗转播迁。而在无路可走、学校解散时,又只得逃回沦陷区,出 出入入都要提心吊胆。最后又潜入日军未到的内地,在前线的枪战中血染 衣衫。所有这些,在《八十逆旅》中都稍有记叙。 许多学者也记叙了各类战争,如国与国之战、族与族之战,这些在靳、 谢二位的著作中已叙其详。古今中外所发生的不同类型的战争,是什么原 因?人类要避免这些各种类型的战争,过永久和平的日子,是否“为时还 早”?我一直在思考。 在历史车轮的前进下,世界总是不断进步的。我坚信,中国人民乃至世 界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是善良的。他们既经历了战争的摧残与折磨,对战争 自是深恶痛绝的,是以毕竟他们会有决心、有智慧、有能力找到各类战争的 祸源,并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之,从而赢得永久的国家和谐乃至世界和平。 靳、谢二位先生,是我几次到太原结识的良朋益友。他们尽毕生精力 的研究精神令人敬佩奚似,而其研究成果,必将藏之名山、传至其人,也 是势所必然。 2012年11月于浙江大学
出版时间: 2013年01月